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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历史文化

甘孜历史上曾被称为朵甘思、甘思,据任乃强先生《甘孜县视察报告》称:清同治年间,瞻对发生叛乱,麻书土司赴成都告变,后瞻对乱平,逐请开设商埠,招汉兴商,甘孜逐步成为北路巨商埠。之后又随着康藏交通移至其地,甘孜即取代理塘、巴塘,成为甘孜藏区的第二大商埠。据有关资料记载,甘孜约在1921年左右,共有较大商号28家,其中陕西商8家,四川商7家、西宁商1家,寺庙商7家、土司头人商5家,资本均在白银千两以上,尤其大金寺、甘孜寺、扎科寺资金最为雄厚。又据资料记载,1950年甘孜有藏、汉、回族商户133户,资本共870万元(大洋)。其中寺庙商37户,资本500万元;土司头人商4户资本200余万元;藏汉平民商16户资本10余万元;“坝子主”10户;陕西商人40户,资本100余万元;四川商人30户,资本60余万元。可见当时甘孜藏区的商品经济繁荣景象。

随着甘孜藏区商业贸易的发展,汉族商贩为了扩大同乡实力,奠定扎实的立脚基础,防止由于身居异乡而可能受到的岐视和排斥,相互之间能够有所关照,一般就仿效“桃园义气”的形式,修建汉式庙宇,或组成各种社团,意图以共同的精神信仰和乡土情感,形成内聚力量,以共同防止、多付可能来自外界的排斥与欺辱。在甘孜藏区第一次出现商会的是康定县,于宣统二年(1910年)成立了第一届商会形式的帮会经营组织。据有关资料记载:1930年,在康定商会帐册记载有的帮会共24个。1940年,康定商会改组帮会为同业公会,共有同业公会16个,八家银行、三家公司。主要有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吉庆公司、康裕公司、和成银行、西康银行、重庆银行济康银行、以及按经营品种的不同分别成立了各种同业公会等。商会、行业公会的成立,标志着在甘孜藏区的商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甘孜藏区市场的商品流通中,丝绢、茶叶、牲畜、五谷、珠宝、香药和金银充当了一般等价物,在商品交换中扮演了实物货币的角色,成为与生产发展水平和水平交换程度相适应的交换媒介。除广泛使用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外,也使用货币,主要是印度卢比、二十世纪上半叶清末民初时由成都造币厂铸造的货币,当地人称藏洋(也有称藏元、川卡、川铸卢比、四川卢比等)、其次是银元(民间称洋钱)。

印度卢比是伴随着英帝国主义通过的我国西藏采取掠夺性的贸易方式而流入。英国(及其印度殖民地)政府将仅以本国十分之一价的西藏皮革和本国四分之一价的西藏羊毛大量掠夺走。除这类西藏的工业原料外,还低价掠夺走西藏的砂金、麝香等贵重物资。这样造成西藏对外贸易出超,英印政府是以卢比偿付的,印度卢比由此大量流入。甘孜藏区是光绪二十年(1884年)后流通至打箭炉(今康定),控制着黄金、白银、制钱任意贬值。而这些白银铸成印度卢比,每一卢比重量仅三钱二分,成色只有90%左右。与藏银成色93·5%重量七钱二分的纹银等量交换,运往印度等地。可见印度卢比的侵略性和掠夺性。

藏洋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成都开始铸造。头两年铸出不到一百万枚,第三年增大数量为138万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暂仿卢比铸造三钱二分银币,与前各省所铸七钱二分银元规仿墨西哥洋元办法流通,至此银币专为藏卫而设,应准在西藏及附近边台行用。而且藏洋冲破印度卢比霸占流通领域的局面,流通十分广泛。

银元,民间称洋钱,是从外洋来的货币,原本不是中国货币。清初,只有少量的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大量的流入是雅片战争后,大量的银元侵入中国。至光绪年间,已形成外国的金融势力圈。1833年道光皇帝提出“推广制钱之制为银钱”,即自铸银元抵制洋钱。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政府用机器大量铸造银元,至此形成了各自为政,铸造了种类繁多的银元,使之银元的品质、重量不一和粗制滥造以及数量过剩。甘孜藏区也是这时银元大量流入市场流通。这些银元掺杂使假的成分越来越多,成为封建势力压迫、剥削藏族人民的工具。在党的领导下,五十年代后期,甘孜藏区完成了民主改革,埋葬了封建农奴制度以后,自治政府颁布和实施禁止金银(包括藏洋在内的各种银元)外币流通的法令,甘孜藏区进入全国统一的人民币流通市场。